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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摘要》:寻找底层受害者

日期:2022-11-06| 编辑: admin2020| 阅读: 51 |原作者: 梁宇|来自: 花都知识网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罪行摘要》:寻找底层受害者,《罪行摘要》:寻找底层受害者的详细内容:昆鸟曾经的先锋作家徐星用纪录片的形式追踪到了一群文革时期的“现行反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底层农民,多年以来, ...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罪行摘要》:寻找底层受害者,《罪行摘要》:寻找底层受害者的详细内容:

  昆鸟

  曾经的先锋作家徐星用纪录片的形式追踪到了一群文革时期的“现行反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底层农民, 多年以来, 没有渠道供他们叙述自己曾经的苦难和当下的际遇, 他们正被慢慢遗忘

  57岁的徐星自称“七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工作、无保险、无收入、无职业, 外加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说法有些洒脱的自嘲, 也有一丝隐隐的悲情。

  有一次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来到徐星家, 对他说, “你有巨额的财富, 你有遗产。”郝建所说的财富中, 就有徐星拍摄的纪录片, 比如2008年的《我的“文革”编年史》和目前正在制作的《罪行摘要》。

  2010年, 徐星在北京宋庄画家贾和震那里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 草稿背面竟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 一共找到22张, “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 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 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 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 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反革命们”的言说

  路牌、村镇、房屋、村民, 镜头由远及近地向目标接近。尚未调S的画面, 让屏幕中的南方村庄也显得赤裸、粗粝。

  在那22个“现行反革命”中, 徐星找到了12人。面对镜头, 老人中的大部分对当年的冤屈早已麻木。在他们脸上, 看不到委屈, 也没有愤恨。造成这种麻木的, 除了中国农民一辈辈累积下的对政治的不敏感, 而更重要的, 或许因为数十年来他们都没表达的机会, 时间长了, 自己为自己找到了受苦的合理性, 那是一种认命的姿态。

  六十多岁的林品新, 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红薯堆旁接受了徐星的采访。从他破碎的叙述中, 偶尔能够听到“被抓”“脚镣”“老婆没了”。关于当时的经历, 已经很难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 就被判刑20年。当被问起信的内容时, 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在衢州十里丰农场的头一年, 他把重镣挂在脖子上劳动。他说起这些就像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这时, 他87岁的老父亲闯进了镜头, 提着一篮子红薯, 他竟然还在干农活。徐星离开的时候, 除了自己的路费, 剩下的钱都掏出来留给了这个曾经的“现行反革命”。

  然而更多的“现行反革命”对徐星有着另外的期待。他们希望徐星是官方派来的, 这样就可以帮他们平反。镜头中, 81岁的王光生对徐星说他要上北京, 徐星劝他:“你去了北京你自己吃不消。”

  “我要鼓励他们上访, 那我就是居心不良。”徐星在电脑前转过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是, 徐星明白, “去北京”其实对很多老人来说是一种自我麻醉, 他们会在这种言说和想象里“强大起来”。

  可是在历史的浪头之下, 这些人是怎么也强大不起来的。文革期间, 只因为一些荒唐的理由, 这些普通人莫名其妙地背负了罪行。周明夫当时是村里一名会计, 他的罪名是“拿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 其实只是因为他在会计室摆弄过一把已经坏掉的气枪;王光生读过不少书, 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 由于性格张扬, 自诩通晓天下事, 喜欢抛头露面, 结果得了一个“协助反革命首犯投递匿名信”的罪名。而这封信的内容只不过是向北京反映当地阶级斗争的方式问题;其他还有诸如“对现实社会不满”“参加反革命集团”之类的罪名, 五花八门。

  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 被划为“黑五类”, 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 处境艰难。于是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小组, 互相帮帮忙。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就被抓去交代问题, 翁志渝说, “没有反革命组织, 没有组织名称, ”接着就开始被人用枪托猛砸。翁志渝说, “我必须想出一个罪名, 不然就要被打死。”但这个罪名还必须不至于被拉去枪毙, 想了半天, 他说了两个字, “启蒙”。三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启蒙领导核心小组”, 而其中的罪行有一半是翁志渝给自己罗织的。翁志渝本来不是那22张“犯人登记表”上的人选, 因为和胡竣录是同案犯, 所以被拉了进来。

  徐星自己的插队经历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起到了很大作用, 起码他懂得如何与农民打交道, 知道如何让他们放下对摄像机的戒备。“你要笑, 笑着跟他们说话。”徐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经验”。其实, 徐星不是特别能侃的人, 但他和很多老人相处得很好。有时候他找不到住处, 就住农民家里。在农村, 徐星和那些当年的“反革命”织补记忆, 听他们絮叨、倾诉或者躲闪, 然后徐星还要赶回北京, 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对着电脑筛选资料。

  艰难的寻找之路

  徐星家里, 正对门口的一面墙摆着个大书架, 拍摄器材没地方放, 就堆在书架顶上, 客厅满满当当。他没有工作室, 狭长的客厅里支了张桌子, 上面有一个笔记本, 一台台式机。徐星正在给纪录片《罪行摘要》制作后期。他一米八八的大块头藏在27英寸的显示器后面, 让人觉不出高大。

  坐在记者面前, 徐星满脸疲倦, 他拿过来一筒哈德门, 一边看着尚未剪完的影片, 一边聊起自己“寻找罪行”的经历。徐星的原始线索只有写有“犯人”原住址的22张登记表, 这些“犯人”如今的下落早已无人知晓。为了寻找这些“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 他几乎跑遍了整个浙江, 四处打听, 终于找到了其中的12个人, 每找到一个, 都像撞上了大运。绝大多数人早已从原住址搬走, 很多街道也已经由“文革”时期充满革命气息的名字改回本名。为了寻找“现行反革命”陈云水, 徐星来到了常山县城的一条街道。登记表上, 陈云水住“2弄”, 然而1、3、4弄都在, 偏偏2弄没有了, 也没人记得陈云水这个人。徐星只好硬着头皮冒着被盘查的风险找到了街道办事处, 才算打听清楚了陈云水的下落, 他已经住进了镇上的养老院。这样的寻找在拍摄过程中再正常不过。

  徐星没有助手, 一个人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 坐农民的“蹦蹦车”在无数村镇之间颠簸。在浙江湿冷的小村镇上, 徐星只是个孤零零的大个子北京人, 几乎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他没有官方身份, 也不隶属某个单位。影片里的一段颇能说明徐星的的境遇。他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当年“现行反革命”之一王光生的女儿, 说要找她父亲。当事人的女儿问他是干什么的, 徐星笑了笑,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身份。人家又问了一遍, 他只好重复说:“我找你父亲。”最后才补上一句:“聊聊他从前的事情。”

  最要命的是, 徐星必须时刻准备抽身, 想尽办法避免和当地有关部门打交道。他很难向人解释自己扛着的摄像机。

  徐星没有工作, 几乎没什么收入, 拍片子的费用都是朋友们给的。“拿朋友的钱我一点都不客气, 还觉得你怎么就给我这么点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朋友, 给钱他都不敢要, 因为“他们会胡说八道。是朋友的人, 懂得我不是用他的钱在嫖赌, 是做一个正经八百的事”。

  其实他可以申请一些基金会的赞助, 但是徐星说自己“特别懒”, 基金申请又很麻烦, 需要自己去活动, 他不擅长这个。但徐星坚持用最好的磁带记录这些老人的故事, 为这部纪录片, 他花掉了十几万。“真的常常会有朋友问我你图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图什么, 图这事儿它让我兴奋, 让我觉得我生活特别的好, 觉得我生活得幸福。”徐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言语之中, 他似乎在有意减轻这件事的沉重感, 他不想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圣徒。

  让底层受害者不被遗忘

  现在的年轻人, 大多会认为徐星就是个拍纪录片还不得志的大龄屌丝。其实, 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因为先锋小说的写作声名远播。和如今他用镜头记录文革中的荒诞与苦难不同, 1980年代, 他没有加入知青文学浩浩荡荡的大军, 没有唱出“青春无悔”的激情, 也没有像展示勋章般裸露“伤痕”, 反而写起了折射年轻人内心不安和叛逆的《无主题变奏》。那部作品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转型的标志”。

  但现在徐星早就不再看重自己曾经的名声, 他自称“业余作家”。在接触纪录片之后, 他又变成了一个“业余纪录片拍摄者”。而纪录片把徐星拉到了“文革”的正对面, 他必须与那段历史短兵相接。“文革”对1956年出生的徐星影响太大, 他无法绕开。如果徐星的小说有那么点精神贵族的感觉, 那他的纪录片则更靠近地面, 靠近人烟。

  2008年, 徐星制作了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调侃自己做纪录片的原因, 现在是读图时代, “我是先锋嘛。”在他看来, 转身去做纪录片顺理成章。当年的文学先锋转型做生意、做音乐、搞美术的都不乏其人, 徐星只不过选择了另一个表达自我的途径。他说, 小说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魅力。“最简洁、最快地抓住别人注意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那个艺术理想, 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对我来说比较贴切。这都是小说嘛。”徐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纪录片在徐星的电脑上播放着,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老人当中, 大部分人的生活都被毁了。王光生的妻子在他入狱后跟他离了婚, 胡竣录在服刑归来后性情大变, 家暴成了家常便饭, 把妻子打跑了。这些遭遇, 他们很少向人提及, 准备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隐秘往事入土。徐星的出现, 才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纪录片的配乐用的是当年一同与徐星写先锋小说的女作家、音乐人刘索拉的作品。

  面对当事人的遭遇, 徐星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慨。虽然他有意躲避崇高, 但他知道自己这是在抢救一段历史记忆。他说:“我估计将来等我死了以后, 谁找中国‘文革民间的资料, 可以到我这儿来找。”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平反了, 经过多年的言说, 连他们指甲缝里的苦难都被挖出来展览过了, 但是有着类似遭遇的底层农民, 正在被遗忘。“这么多年来, ‘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 尤其是农民, 他们因‘反革命罪进就进去了, 出就出来了, 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我希望我的新纪录片给大家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一‘文革中的农民, 我试试填补这个空白。”徐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以上就是“《罪行摘要》:寻找底层受害者”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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